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发现煤和使用煤的国家，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认识到了煤的可雕刻性，用煤玉（也叫煤精，是一种质地致密坚硬的煤）来雕刻成各种装饰艺术品。近年，辽宁沈阳市新乐遗址中出土了四十六件煤玉雕刻品，其原料就是采自今抚顺西部煤田［1］。陕西宝鸡也出土了一批西周时期的煤玉雕刻物［2］。
　　而就认识煤的可燃性功能来说，我国差不多从两汉时就已知道了以煤作燃料。对两汉时河南古荥镇冶铁遗址的发掘，“发现有一座窑的火池中发现煤渣和煤饼，可能用煤作燃料”。［3］在河南巩县铁生沟两汉冶铁遗址中也发现了原煤块、煤饼、煤渣［4］。从古文献方面说，《水经注》引《释氏两域记》说：“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石炭即煤炭）［5］。《后汉书》刘昭注引《豫章记》曰：“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6］而关于此时期我国用煤的记载还有一些，因本文讨论的重点不在此，故不具录，上引二书均已佚。《释氏西域记》据梁启超、岑仲勉考证为东晋释道安所著［7］。《豫章记》则为南朝刘宋人雷次宗所撰［8］。若仅以上述两书的成书年代来计，则我国至迟在两晋、南北朝初期就已有了以煤炼铁和炊事的明确记载。可是，在此之后直至宋代的这数百年里，有关我国用煤的文献记载一直很少。至于考古研究方而，则除了发现两汉冶铁用煤的遗址外，从两汉以后到宋以前这段时期中均未发现其它与煤炭有关的遗迹。当然，将来利用考古和古文献，我们肯定还会发现一些此时期、或是更早一些时期我国用煤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说，宋代已是我国广泛应用煤炭的时代则是没有疑问的。为什么我国在公元前后就已知道用煤作燃料，而要等到十世纪后半叶以后的宋代，社会生产领域才开始广泛用煤？这是本文所将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是对我国北宋时期的炭煤生产及其应用状况从面上到点上的分析与研究。
　　一、传统燃料的危机
　　木柴、木炭是人类古代数千年乃至数十万年来的传统燃料，它们源于地球上的森林资源。树木虽可再植，但不为古人所重。并且人工植树也远远赶不上人类乱砍乱伐的速度。最初，当聚落周围平地林木被伐尽时，人们的砍伐会推向远处、或山谷；而当这种中程砍伐也成问题时，就只有进行跨地区的远程砍伐，甚至是到最边远的山区。我国到了宋代，森林资源更为减少。当时沈括曾为此而浩叹：“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9］。就是最高统治者也感到了“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的艰难，而下诏“宜检约之”［10］。林木资源的减少势必也影响到宋代的燃料使用。史载：“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为害甚大”［11］。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自北宋以后开始衰落，看来同这种挖肉补疮的蠢事分不开。而这种伐桑枣为柴薪的现象还在北宋开国之初就很严重，因此，太祖建隆三年就有“禁民伐桑枣为薪”之诏［12］。并且对犯此禁者惩处很重，《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13］。尽管朝廷量刑很重，但往往“每有败获，估赃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系以苦之，则惮于囚众”［14］。显然，伐桑、枣为薪的人实在太多，而有囚满为患、法不制众之势，官府才会有“惮于囚众”之惧。甚至军队中也出现“辄入村落伐桑枣为薪”的现象”［15］。到后来，有人就干脆“岁伐桑、枣鬻而为薪”［16］。桑、枣树作为柴薪也进入了市场，足见这一违禁现象不仅广泛，而且是公开化了。它不仅反映了北宋时北方地区传统燃料危机的严重，而且也促成了这一地区蚕桑事业的衰落，而不得不被后起的南方蚕桑业所代替。从“河北难得薪柴”［17］的记载来看，河北路是北宋木柴危机最为严重的地区。
　　除了伐桑枣为薪外，最使北宋政府感到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先圣先贤的灵迹、庙祠以及历代帝王、功臣的陵墓区的林木不断被人樵采为薪。对此，北宋王朝屡有禁令。如宋太祖时有“先贤邱垅并禁樵采”［18］之令。真宗时诏：“历代帝王陵寝申禁樵采，犯者所在官司并论其罪”［19］。而象这样的禁令，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统计，太祖时就有四个，真宗时又有十个［20］。尽管政府一再三令五申，终不能禁止。熙宁十年时，“（唐太宗）昭陵，木已翦伐无遗。熙宁令：前代帝王陵寝并禁樵采”［21］。因为人的生存不能缺少燃料。所以，宋人为了找到燃料，也就什么都不顾忌了。
　　而在南方，由于经济开发的时间要比北方晚得多，传统燃料的取给状况到宋代也要比北方好得多。只是到了北宋末期与南宋政权建立时，个别地方才出现了燃料危机问题。如：“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22］这是宋高宗南逃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燃料危机的景象，也不亚于北方多少。不但山林有伐尽之势，而且佳花、美竹、镇墓之树也被砍伐到了掘底刨根的地步，草木连再生的机会也荡然失尽。这里，佳花、美竹的观赏价值，对于困于燃料危机绝境中的人来说，已远远不如将它们直接送入灶膛更有价值。而至于伐桑、枣为薪，樵采风景名胜区的林木又何足惜哉！
　　在这场危机中，缺薪之严重，莫过于北宋京城开封。上百万之众集中在一个聚居点上，燃料的供应本来就是个问题，而又处在木柴危机的年代，其生活、生产用能问题就更为突出。尽管北宋王朝从开国起就经常对运进开封的柴草、薪、炭给以免税优待［23］，以期增加开封之燃料来源。然而，绠短汲深、鞭长莫及。终北宋时期，开封的燃料紧缺状况未得缓和。大中祥符五年冬天，“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秤可及二百文。虽开封府不住条约，其如贩夫求利，唯务增长”［24］。为赈济寒冻之中的居民，“三司出炭四十万减半价鬻与贫民”［25］。雪中见炭的市民们奋而挤购，终于造成了“拥并至有践死者”［26］的惨重伤亡事件。此后几年，三司不得不仿常平仓之制，“于年支外，别计度五十万秤般载赴京，以备济民”［27］。大中祥符八年，“三司以炭十万秤减价出卖以济贫民”，“自是畜藏薪、炭之家无以邀致厚利而小民获济焉”［28］，开封的燃料紧缺似乎有所减缓。可是，好景不长，庆历四年正月，“京城积雪，民多冻馁，其令三司置场减价出米谷、薪炭以济之”［29］。而嘉祐三年冬天至次年春，可算开封缺薪年代中最为可怕的一年。史载：“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饥寒死道路甚众”；“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倍增”；“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妇女，冻死其夫，寻亦自缢，窃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胜数”［30］。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惨象，仁宗皇帝也不能不节食减膳，以示“畏天忧民”之心，宋代年节中最为盛大、热闹的元宵灯会在这雪虐风饕，腥风惨惨之中也只好暂告停止［31］。元符元年冬，开封“市中石炭价高，冬寒细民不给。诏专委吴居厚措置出卖在京石炭”［32］。在这场传统燃料的危机中，石炭给北宋后期开封的燃料使用确乎带来了不少转机。难怪南宋人庄绰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33］。不过，终北宋一世，缺薪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开封。北宋末年，户部犹言：“京邑之大，生齿繁众，薪、炭之用，民所甚急，”“严冬祈寒有足虑者”［34］。
　　以上是民间的情况，而官府手工业凭借着政治的保障，